从中国互联网兴起至今，已有近20年。互联网曾经在中国被无限夸大，受到企业、消费者和长期资金市场的热捧，它助推了商业，也带来了巨大的泡沫，织就了商业世界扑朔迷离的表象。20年的发展，领先世界的各种互联网模式创新，也到了应该复盘和反思的阶段。作者许小年教授通过剖析商业的本质，来帮大家看清互联网在商业中的作用，破解互联网谬误，理性地看待互联网和更好地拥抱互联网。

  互联网像铁路网、航空线路、电网、电话电报网一样，是提供信息、资金流动的网络，和之前的网络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作者觉得，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网络分为两类：运输网和通信网。公路、铁路、水路、空运和电力网被归入前一类；电报、电话、电视和互联网则属于后一类。人们在网上搬运传输的不是物质产品和能源，而是信息和数据。无论哪一类网络，它们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不仅体现在工具效率的提高，而且因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深化社会分工，从而驱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网络的第三层效益是孕育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如铁路网之于百货商店，互联网之于电商、社交，不同之处在于网络更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协同效应、梅特卡夫效应和双边市场效应。

  规模效益取决于成本结构。企业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组成，固定成本的比重越大，规模经济效益越好。固定成本，即不随产出数量变化的成本，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可变成本，即与产量高度相关，如原材料、能源、人工费用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越高，单位成本随产量下降的幅度越大，这便是大规模的公司在资本密集的钢铁、水泥、重型机械、重化工、汽车、家电等行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这一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只有产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足以分摊固定成本，实现盈亏平衡，产量一旦超过盈亏平衡点，大企业的利润迅速增加。另外，互联网的规模效应和钢铁厂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它的边际成本更低，规模经济效益更为显著。

  协同效应虽然也依赖规模，但它源于品种增加所带来的收入，而非单一产品平均成本的下降。

  以互联网企业为例，腾讯建设和维护微信成本是固定的，但服务及其收益是可拓展的。微信平台上承载的服务越多，电商、广告、游戏、支付、理财、银行等，各项服务的供应商越多，腾讯公司的效益就越好；苹果公司的App Store平台，目前已有数百万计的App存量，新增一个App，苹果公司几乎不必消耗任何资源，却能在平台使用费方面拥有新的收入。

  网络的市场价值取决于用户之间互动的活跃程度、互动产生的交易，以及网络公司从互动和交易中获得的收益，例如广告费或交易佣金。在互联网投资圈里，基金经理们经常谈论总用户数和活跃用户数的增长，其实最终决定价值的是用户的互动方式和网络公司的商业模式。

  网络特有的梅特卡夫效应对公司业绩增长的推动是最强有力的，其次为双边市场效应，再次是基于成本结构的规模效应以及协同效应。具有梅特卡夫效应的公司理论上应该有较高的估值，双边市场效应对估值的增强作用排在第二位，而只有规模效益的公司几乎享受不到估值的溢价。当然，各种效应和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粗略的和概念性的，与其说用于指导估值，不如说让我们思考估值，针对不同的效应，选不一样的估值分析框架。

  社交平台有着最强的梅特卡夫效应，微信、脸书、推特（Twitter）每家都有数以亿计的使用者，引入游戏、音频、视频、广告、支付、理财等产品或服务，可以将网上巨大的交互流量变成现金收入。谷歌以百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WhatsApp，看中的正是社会化媒体难以估量的潜在商业经济价值。之所以用“潜在”二字是因为梅特卡夫定律给出的只是理论值，理论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平台上有多少产品和服务，以及这一些产品和服务能否很好地使用户得到满足的需求，能否产生足够多的互动和交易。

  双边市场效应是不一样用户之间正反馈交互所创造的价值。“不一样用户”的限定，意味着同类用户之间没有互动，双边市场效应因此弱于梅特卡夫效应。优步（Uber）等出租车服务平台具有很强的双边市场效应：打车的需求越高，司机的预期收入越高，就有更多的司机加入优步网约车的行列。另一方面，司机和车辆越多，打车便越是方便；并且随着供给的增加，价格会慢慢的低，于是会吸引更加多的消费者。

  工业互联网深入到工业制造内部，其差异性、复杂性明显地增强，不是一个平台就可以简单解决的，从个案探索的经验能够准确的看出需要技术和制造等多方合作。

  SaaS层相当于工业场景或者2B业务中的App，例如为公司可以提供服装定制服务的CAD就是一个典型，通常由行业知识丰富的使用者自己开发。PaaS层面向企业应用软件的开发者，为SaaS提供通用的技术上的支持平台，一般由SaaS的企业使用者和软件公司共同研发。IaaS层主要包含数据库和计算能力，是亚马逊、阿里巴巴、华为那样的技术公司投资建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简单讲，三者的关系就是企业依托PaaS开发SaaS，再操作SaaS调用IaaS，实现各种生产和管理的功能。

  在这样的分工结构中，工业公司和软件科技公司各司其职，彼此不跨界，既在SaaS层发挥了用户企业know-how的优势，也在PaaS和IaaS层体现了技术公司的特长，并且避免了利益冲突。预计层级分工将成为工业互联网推广普及的主流模式，例如华为公司向客户承诺，一不碰底层的数据，二不碰SaaS层的应用软件，以此吸引企业使用华为的工业云；通用电气放弃了自建底层基础设施的计划，与亚马逊、微软在IaaS层展开合作；而西门子选择了亚马逊、微软和阿里巴巴作为云服务的供应商，自己则聚焦在SaaS层上应用软件的开发。

  商业模式的变革必然引起组织方式的变革。作者觉得，企业的组织变革需要强有力的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内部纵向协作链较长的制造业。细胞（团队）+平台的组织架构要求企业的全面数字化，在数字化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流程，再将业务和职能流程从线下移植到平台上。在技术支持不到位的情况下，盲目追逐潮流，推行“扁平化”或“无边界组织”，有可能打乱现有体系的运行，人为造成失控的局面，实际效果恐并不如科层组织。

  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有效地增加了管理半径，使企业有可能减少管理层级，企业的组织架构趋向扁平化。另一方面，管理职能的平台化有力地支持了团队的运作，灵活性大、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强、适合“知识工作者”的团队结构将在企业组织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消费互联网巅峰期已过，下一波浪潮中，工业互联网、2B互联网正方兴未艾，移动互联网+数字技术、机器互联、人机互联瞬息万变，互联网逐渐演化发展成为物联网，物联网正在变成企业的现实。对于很多传统企业来说，当务之急不是人工智能立竿见影的直接应用，而是数字化和物联网的基本建设，首先要在数字化、物联网方面做基本建设的投资。这些基础性的投入很可能在短期见不到效果，但长久来看，应用人工智能、应用云计算技术等是数字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