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文化根源得益于本国本社会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彼此独立与高效运转。文章立足于这个根源，在深刻剖析近代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来的开放派（西化派）与保守派（新儒家）两大派别知识分子关于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追寻的基础上，从科学民主崇拜与民间传统文化崇拜两个范畴对支撑一流大学产生的文化根源进行考察。研究之后发现，中国至今都难以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深层根源在于价值信仰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政教合一，理应彼此独立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在中国社会却裹挟在一起；在新时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由于这种纠缠不清的传统惯性，给为一流大学的自由、理性与法治提供价值层面的合理性基础，引领中国大学在21世纪的一流走向、展现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带来一定的挑战。

  ●西方与东亚发达国家与地区在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彼此独立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公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因此他们的“一流大学在国家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探索知识的过程即研究范式之间有逻辑一致性”。

  ●费孝通指出：“大学教育原是从‘西学’中长成的。中国需要接受西洋文化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脱离了民族基础，移植了片面的西洋文化，结果造就出来的人只会用西洋货，而不会制造西洋货了。”开放派与保守派的知识分子都犯了这个错误，不从文化根源上审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难以真正搞明白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困境。

  ●真正的一流大学要能帮助甚至给予人们获得一种信仰，即对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信仰，主要围绕三大体系中的“价值体系”帮助人们树立这样的信仰价值，这既吻合理性的限度，又能拯救理性自身，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流大学的自由包括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前者是大学在决定这种供求关系时不受任何外力的强制或压制，后者是大学在决定这种供求关系时其内在的意志是自律与理性自决。

  ●文化根源所具有的一种支撑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力量，不仅具备前述为大学发展提供价值合法化的作用，也要能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供应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性文化。

  ●支撑一流大学的文化价值信仰的提出，意味着将为在形式上一流的大学走向实质一流指点迷津，使大学克服形式上一流的异化状态。

  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文化根源得益于本国本社会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彼此独立与高效运转。文章立足于这个根源，在深刻剖析近代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来的开放派（西化派）与保守派（新儒家）两大派别知识分子关于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追寻的基础上，从科学民主崇拜与民间传统文化崇拜两个范畴对支撑一流大学产生的文化根源进行考察。研究之后发现，中国至今都难以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深层根源在于价值信仰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政教合一，理应彼此独立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在中国社会却裹挟在一起；在新时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由于这种纠缠不清的传统惯性，给为一流大学的自由、理性与法治提供价值层面的合理性基础，引领中国大学在21世纪的一流走向、展现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带来一定的挑战。

  ●西方与东亚发达国家与地区在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彼此独立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公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因此他们的“一流大学在国家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探索知识的过程即研究范式之间有逻辑一致性”。

  ●费孝通指出：“大学教育原是从‘西学’中长成的。中国需要接受西洋文化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脱离了民族基础，移植了片面的西洋文化，结果造就出来的人只会用西洋货，而不会制造西洋货了。”开放派与保守派的知识分子都犯了这个错误，不从文化根源上审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难以真正搞明白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困境。

  ●真正的一流大学要能帮助甚至给予人们获得一种信仰，即对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信仰，主要围绕三大体系中的“价值体系”帮助人们树立这样的信仰价值，这既吻合理性的限度，又能拯救理性自身，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流大学的自由包括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前者是大学在决定这种供求关系时不受任何外力的强制或压制，后者是大学在决定这种供求关系时其内在的意志是自律与理性自决。

  ●文化根源所具有的一种支撑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力量，不仅具备前述为大学发展提供价值合法化的作用，也要能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供应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性文化。

  ●支撑一流大学的文化价值信仰的提出，意味着将为在形式上一流的大学走向实质一流指点迷津，使大学克服形式上一流的异化状态。

  作者简介/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都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这也是在不断地学习、借鉴其他先进国家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基础上，与自身实际结合探索出来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最根本的文化根源在于都有一个助推和支撑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社会文化系统。

  就西方而言，“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在政府之外的各种社会力量中，宗教和教会、商人和资本家、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等最具影响力，决定着大学的兴衰，甚至塑造大学的发展模式和走向。”研究中国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问题，最为本质的是要回答中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文化系统是什么和什么样的，以及剖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下才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

  具体到中国难以产生世界一流大学问题上，需要研究清楚的是：第一，从政策到实践，决策主体是怎样认识中国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文化根源的？关于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社会文化体系到底基于怎样的取向？第二，在具有说服力的文化根源取向的剖析视角和参照坐标下，中国的现实展现出怎样的世界一流大学难以产生的“现象”？

  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既为其一流大学的产生保证了社会文化根源，又为大学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逻辑与西方的近代历史是基本一致的。新教资本主义产生于中世纪。在通常被称为“中世纪”的公元5-15世纪文艺复兴前夕的西方社会，基督教文化给人们供给了一种圆满的生命意义，虽然那时的人们是不自由的，但人生却充满了安全感与归属感。从公元10世纪起，西方社会出现了一场文化复兴，营造了“12世纪文化复兴”和“13世纪文化发展的局面”，这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文化起源。

  这样的文化局面与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需求相融之后，大学的产生就成了必然，而且只是在这些条件相对成熟与集中的某些城市里产生，“在中世纪，大学只能在那些具备特定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下的城市才也许会出现”。这种产生于中世纪的作为近现代大学源头的大学，是西方中世纪文化发展过程中留给人类的瑰宝。且这个瑰宝从产生起，就在文化源头上具备一流的社会文化传统，这个社会文化传统进一步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中得以奠定。

  “文艺复兴是欧洲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恩格斯称它为人类从来就没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变革。”这次文化运动把人本主义化、文化世俗化，很多文艺复兴巨匠就把基督教神学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行了区分，在著书立说中，丢掉神学架构的束缚，把道德与政治割裂开来，基于经验与人性的视角独立考察国家与政治以及社会。

  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区分了人类社会现代文化中的三大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体系，即把意识形态体系从其他两个体系中独立出来。在这样的文化体系里，大学与人文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代表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容，如文学、“七艺”、诗歌、历史涌入大学的讲座或者课堂。来自社会各领域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丰富充实了大学的教学内容。

  在更深层次上，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主义思想打破了之前中世纪大学神学系统，促使哲学从神学系统中分离出来，大学进一步彰显了作为大学的实质。“大学加强了与社会的联系并且大学作为个人与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工具的观念始于文艺复兴。”

  随着中世纪社会的演变，即便基督教在14世纪后与西方真实的生活之间有了裂痕，但一场新教改革运动却创造性地使基督教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宗教改革运动把价值体系从其他两个体系中抽离出来。

  在这样的影响下，路德的一些追随者与亲信，利用其思想办了一批大学，改造了一些旧大学，办大学与改造大学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培养虔诚于宗教的信徒。目的的单一性尽管是为了宗教的发展，但在特定的实践过程中却促使了教育与社会世俗化的发展，这里的“世俗化”有着非常大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生命力，因为它是世俗理性与宗教信仰分别回归其各自领域的一个过程。

  恰恰是有了这样的影响力，才促使了基督教精神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向高度一致，以至于进入现代国家后仍然主导着西方人的灵魂，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进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文化根源上获得了一种文化保障，即“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上的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基督教不仅是作为一门经过论证而被接受的哲学在发生着支配作用，而且是作为一种无须论证就被信仰的宗教在发生支配作用”。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意识系统的一个重要呈现形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向现代转型时也就呈现出鲜明的世俗理性色彩。另外，大学教育在加强完善其世俗化色彩的同时，也不忘通过普及化的方式、二元化的目的、世俗的管理结构、人文化的教育方式、民族化的教育语言培养各种充满世俗理性与宗教信仰精神的职业人才。

  在妥善处理理性与信仰二者关系的情况下，世俗化的大学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慢慢的变多的人批评与反对教会与教皇对非政治领域与民间事务以及大学事务的干涉，这样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如“英国亨利八世时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性质从‘宗教的’转成了‘世俗的’，办学目的大大地增加了世俗因素”，新教改革运动开启了大学的实用之路。

  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经验主义、机械哲学和理性主义”。其中最核心的是高扬理性。启蒙运动最大的贡献是把知识体系从神学体系中剥离出来，最终实现了西方文化从神学大一统到多元分殊的历史性转换。理性主义的思想在大学里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大学成了推行启蒙运动思想的主要阵地，使大学建立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学术机制。

  “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后，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变革直接引发了大学科学化、民族化与民主化运动展开，现代大学的种子已然在近代文化的土壤中播下。”这样的文化根源促使西方大学逐渐发展出世界一流大学体系。

  二战后，亚洲四小龙与日本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奇迹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些国家与地区发展的奇迹表明了儒家文化虽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太紧密，但其基本价值和资本主义不冲突。在文化价值体系上，这些国家与地区特别强调对传统的承接：新加坡与韩国特别强调儒家伦理；日本是儒、道、佛并存的民族；台湾把当成儒家文化的道统。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过儒家的社会化给伦理道德提供稳定性，都是调动这些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来发展教育，进而建立了大学的“东亚儒家模式”。“东亚儒家模式是指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的迅速崛起起到巨大作用的高等教育模式的概括。”

  该模式立足于精英化学术教育和普及性职业教育并行不悖的大学发展的策略，进而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支撑国家与地区走向繁荣。这其中，日本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代表性。“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以科研带动教学，而不是教学型学校，这是日本频繁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研究型大学的背后是不受干扰和独立自由，这是其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源。

  在东亚地区，东亚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进一步与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民族主义融合，共同支撑起社会整合的作用。换言之，该文化模式通过民族主义这个现实中介桥梁发挥文化力量。

  就日本来讲，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第一次教育改革中，正值民族主义教育流行，以“和魂洋才”为指导思想发展教育，向国民灌输大日本家族理念，在对天皇的敬畏中找到民族的精神统一。这样的民族文化最本质的属性是“摄取性”或“吸收性”，“在世界史上，很难在另外的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这种民族主义教育一直持续下来，使其国人在各方面的竞争中团结一致、生气勃勃，精准地学习借鉴西方欧美大学制度的人才教育培训形式、科学研究理念等，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制度，创造了日本大学的繁荣发展，并且充分尊重个人自由，为大学的相对独立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综上，西方与东亚发达国家与地区在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彼此独立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公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因此他们的“一流大学在国家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探索知识的过程即研究范式之间有逻辑一致性”。

  与前述西方国家与日本相比而言，中国大学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一些深层次的支撑大学走向一流的文化根源问题存在。战争后，这个根源性的问题就一直存在。“由于外力使社会转型加速，‘跨越式’发展打乱了自然进化的秩序，国家需求与社会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漂移于传统旧模型与现代新模型之间的交叉状态或过渡状态。”

  在这样一种秩序里，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的知识精英整体上是用“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来纠正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秩序的。洋务派分子与保皇派分子都是秉持这样的思维模式的，即便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价值观念上也秉持“修齐治平”的政统来进行文化建设与教育发展。

  五四运动后，虽然作为“中体”的儒学文化思想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但那种包罗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体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系统，其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没有分化，高度连锁，即政教合一的文化体系，产生的公理是：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教育政治化、政治教育化。

  在政教合一文化体系里，知识精英们为了在这个文化体系里重新寻找新的意义、新的信仰，分化出了两极——开放派（西化派）与保守派（新儒家），前者朝向意识形态，后者回望儒家传统。

  就前者而言，走向了盲目的科学与民主崇拜。陈独秀说：“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很明显，把民主与科学全能化了，相当于是把原本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民主和科学理解偏了。把原本仅只是作为一种解释客观世界的方法与工具理性的科学生硬地建设成一种科学主义，赋予了其价值理性；把原本仅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出于保障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的民主生硬地理解为一种终极信仰，赋予了其理想性与乌托邦的味道，更严重的是把民主内涵中所该维护的个人自由的价值给抹杀了。

  置身于这个科学崇拜与民主崇拜文化体系中的大学，一切的学术问题都被戴上了一个主义之帽，这个根源就是来自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统，促使大学的根本使命既不像西方大学那样面对外部客观世界，为求知而求知，为知识而知识，也不像西方大学那样专注个人内心修炼，达到个体精神的一个高度。中国的大学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中介，最终都要落到社会政治层面上，落到意识形态的维护与塑造上。

  即使是发端于五四运动前后，经历改造了的大学及其知识分子也不能跳出这一窠臼。这一群知识精英用“一元论思维模式”来经营新文化，殊不知，现代文化正是高度分殊的，即便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在中国始终得不到彻底的分殊化，在这样的文化体系里，大学难以获得一流的根源，难以使大学有共同信仰，难以使“大学代宗教”。

  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大学也是“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建设而忽视基础的学术研究”。因此，不管是从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讲，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都缺乏足够的价值支援。

  保守派即新儒家，代表人物有张君劢、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文化理论贡献是把儒学的道德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体系剥离开来，在道德本体基础上建构独立的意义系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信仰系统上做出了贡献。然而，新儒家坚持的是“天人合一”，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人心”怎样呈现“天道”，而忽视“天道”怎样规约“人心”，这在思维方法上给唯意志论开启了道路。

  其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时，很少为学问而学问，而往往把自己的学术活动道德化、社会化、政治化，内心以精神救世主自居。”即没有处理好中国文化中的两大矛盾问题——“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这对矛盾中，过于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在关于文化的超越性与世俗性这对矛盾中，过于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这样的文化精神容易陷入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结出来的理论果实充满炽热的价值情感，缺乏客观冷静的知识论根基。新儒家这样的文化精神给大学带来的影响是容易坐而论道与述而不作，一流大学是排斥这样的文化影响的。

  综上，费孝通指出：“大学教育原是从‘西学’中长成的。中国需要接受西洋文化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脱离了民族基础，移植了片面的西洋文化，结果造就出来的人只会用西洋货，而不会制造西洋货了。”开放派与保守派的知识分子都犯了这个错误，不从文化根源上审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难以真正搞明白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困境。

  理性的灵魂是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换言之，实事求是精神是这种理性精神的核心元素。真正的一流大学要能帮助甚至给予人们获得一种信仰，即对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信仰，主要围绕三大体系中的“价值体系”帮助人们树立这样的信仰价值，这既吻合理性的限度，又能拯救理性自身，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那些置身大学推进人类进步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大科学家与思想家，他们之所以能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峰，是因为他们抱着对宇宙探秘的勇气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也因此这些巨人们才能以求知和学术为最高使命，才能跨越世俗的功利追求，保证了思想探索与学术研究的神圣性、纯粹性，为国家与民族理性运用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提供了保障。

  “大学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可以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决定供求关系。”这说明一流大学的自由本质上首先是一种内在自由。

  从前述西方大学发展看，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开展，知识与智慧成为人类更为珍惜的宝贵资源，而要想获得这些资源，只能到大学听大师们讲课或读书。大学里书籍众多，学者云集，而且大学都是坐落于作为交通与商贸中心的城市。在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相对独立的文化框架里，大学自由地决定着人们与社会对大学需求之间的关系。

  一流大学的自由包括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前者是大学在决定这种供求关系时不受任何外力的强制或压制，后者是大学在决定这种供求关系时其内在的意志是自律与理性自决。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自由上需要有真正的自决的理性和自律的意志，才能在知识体系、信仰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相对独立的文化格局中经过大学自身自觉的体认，实现充足的文化支援。如果缺乏了这些自觉自由，表面上似乎是自由的，本质上却是被“匿名的权力”所操控着的最不自由的“知识奴隶”。

  西方国家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成为一流的路上，始终和社会特定时代有着剪不断的复杂关系。从大学诞生的中世纪起，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族国家兴起、一战、二战、冷战、现代化浪潮、信息化时代等，大学一流的基因与根源来自这些社会演进的历史事件，大学的规范化、法治化来自这些历史事件。

  具体而言，来自于隐藏在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那种价值信仰，这种价值信仰是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以及公众舆论的。中国大学如何获得保证大学法治的这种价值信仰，离不开大学“在政治与体制的权力之外争取更多独立的空间。这种空间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公众舆论”。

  中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法治化进程中，尤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争取建设一个没有特权的学术共同体。特权是指“缺乏法治的权力”，缺乏法治的权力是世界一流大学排斥的。如果大学法治化的这个终极价值一直受到亵渎，大学就不会有共同的法治信仰。

  文化根源所具有的一种支撑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力量，不仅具备前述为大学发展提供价值合法化的作用，也要能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供应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性文化。因为“思想文化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实践中所创作的精神成果”。

  作为历史传统与精神力量，思想文化无疑对一个国家大学发展的策略的建构与运用有着深刻的影响。从西欧新教资本主义文化与东亚儒家文化模式对自身国度大学的影响看，一流大学的发展之路上都会存在着一个“形式上一流”而“实质上非一流”的困境，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层制管理、民族国家兴起等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效应时，现代大学也就在“形式一流”上达到了高峰，即造就了很多专家，而“实质上的一流”一直是结合着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进行着方方面面的建设与纠正。

  大学实质上的一流是最终培养全面的文化人，犹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大学“必须要克服那些基本上有碍其‘文化人’培养和‘专家’造就过程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大学一流的发展历史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一直有待厘清，实际上，大学培养文化人是目的，造就专家是手段。

  因此，支撑一流大学的文化价值信仰的提出，意味着将为在形式上一流的大学走向实质一流指点迷津，使大学克服形式上一流的异化状态。假如没有价值信仰系统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起着一种张力的作用，大学是难以建设成一流的，具备了这个价值信仰的大学意义系统，进而才能引领社会。

  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目前顶多只是形式上的一流，而实现实质上的一流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必须把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三者的逻辑理顺，必须既要能为理性、自由、法治的大学提供价值层面的合法性基础，又要能展现一个全新的意义世界，引领大学的走向。至于它该采取怎样的文化形态，是儒家的新时代复兴，还是西方文化的批判吸收，抑或是别的什么，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还有待开展大量的各方面的工作与研究。

  据此，对当前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政府、知识分子与大学而言，需要花功夫就支撑大学实质一流的文化根源与文化体系进行梳理与建制，否则中国大学很难产生或具备一个足以支撑大学实质上一流的新价值系统。这就决定了必须要有一批充满大气魄、大气度的大学者以一种冷静且超然的态度打通中西文化和东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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